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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修己安人的立场,计划是肯定今后几年如何安人,组织是聚合安人的力量,领导是发挥安人的潜力,而控制则是保证今后几年如何安人。所有管理措施,无一不与安人有关。成果的评量,其实也不可靠。生意好做的时候,闭着眼睛业绩也很高,这样的成果,得来不费吹灰之力,有什么稀奇?生意不好做的时候,竭尽全力业绩依然不高,评量得再正确,又有何用?《唐人街探案3》新预告信息量极大秦风杀人入狱 唐探组合遇危机钱柜娱乐电玩城中国和西方不同,西方人开始时为希腊人,转而为罗马人,然后为拉丁人、日耳曼人、斯拉夫人,各有不同的国家。中国则自周朝以来到现在,一直是一个中国人的中国。每一波的兴盛,都是依据同一的和平精神和一致的管理大道。

一视同仁,也是我们喜欢使用的口头禅。因为中国人说话,讲究“妥当性大于真实性”,说一些听起来比较妥当的话,比这些话本身的真实性要来得重要。个人与个人之间,居于“你对我好,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”的交互关系,心与心的感应,成为最有力的约束。关心他,等于把他的心关起来,效果最大。上司把问题抛出来,让干部去设法解决。干部必须广征同仁的意见,以免闭门造车的结果,上司不高兴,同仁也不谅解。所以上司不能够马上提问题,立即要答案,迫使部属以机智应答来交差,事后才后悔不止。上司提出问题,应该问一问部属,需要多久的时间,才能够提供答案。部属自己会盘算,大概要费多少时间,以便充分沟通。给部属合理的操作时间,正是上司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最佳佐证,最能够让部属信服。从管理的角度来观察,早期的美国式管理要求“不变”,一切依照规定,不能够自行变更。权变理论出现以后,又要求“变”,一切求新求变,好像不变就会落伍,会被淘汰。这种“变就要变得彻底”而“不变就应该坚持不变”的两极化作风,缺乏包容性,因而不能达到安人的目的。自从美国、前苏联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解除以来,交通方便,资讯发达,加上越来越不能限制,使得原本各据一方的不同文化,到处交流,互相冲突,形成多元化的社会。同样一个区域,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花样。那些原先十分有凝聚力的血统、语言、文字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,甚至于意识形态,似乎一下子丧失能量,再也拘束不了人们的行为了,更难以规范众人的思维。

管理由观念开始,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念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行为。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,也就产生什么样的管理关系。同样有什么样的管理关系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。观念、行为、关系和效果四者,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(如图10)。因为什么样的管理效果,必然反过来加强或修正什么样的管理观念。有问题必须解决,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。西方一分为二,问题只有“解决”和“不解决”两种选择。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、尽职、有担当;而不解决的即视为不负责、不尽职、缺乏担当。中国式管理,把二看成三,知道不解决不行,问题一直持续下去,终究现代人的思维法则,受到西方的影响,喜欢采用“二分法”。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,“分”成两个不同的部分,再从中选择其一,作为答案。看起来清楚、明确,好像是非十分明白,而且简单明了。例如唯心、唯物的争论,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,结果产生“唯心”和“唯物”这两种不同的主张。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,那么不是唯心论者,便成为唯物论者。西方的管理,沿用这种思维法则,把人“分”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;将管理的气氛划“分”为人治和法治。大同绝对不是一同,世界统一并非一致地接受某一种文化的洗礼,全体人类都过着同样的生活。大同必须包容小异,也就是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,允许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,共存共荣,彼此都能够互相欣赏。

有法中无法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:一种是“权与经反”,变得偏离原则,已经属于离经叛道;一种则是“权不离经”,变得一点儿也不离谱,十分合理。前者称为“投机取巧”,后者则为“随机应变”。中国人应该“随机应变”,却绝对不可以“投机取巧”。不幸的是,现代中国人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关系,只一味地把自己的“有法中无法”看做“随机应变”,把别人的“有法中无法”一律视为“投机取巧”,因而忿忿不平,自认为相当委屈。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,在劳资之外,看出一种“介”方,也就是媒介的意思。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,尽量采取间接方式,透过干部的承转,养成习惯之后,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,自然也会透过干部,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,比较容易化解问题。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,劳方遇有问题,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,弄得老板不像老板,失去应有的尊严,干脆一气之下,关门不当老板,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。钱柜娱乐电玩城中国式管理,承袭太极思维法则,把人看成三种。老板是管理者,员工是被管理者,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,则一方面是管理者,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。至于管理的气氛,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,却十分实际地“寓人治于法治”,说起来实施法治,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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